如果将张居正和王安石两人搞的变法放在一起，论个谁的变法更好，恐怕支持者论上三天三夜都论不明白。
但相比于张居正，王安石在如何将变法保存下去上是要更有想法的。
老王的变法，即便是宋神宗死后，高涛涛主政任用司马光，搞了一处元祐更化，新法尽废。
但当高涛涛故去，宋哲宗亲政后，却还是可以任用章惇、曾布等新党，又搞起了绍述新政，再启河湟之役。
其根本原因，就是王安石在任时，给新法留下了日后再兴的种子——三经新义。
熙宁八年，耗时三年时间的三经新义编撰完成，即：《周官新义》、《诗经新义》、《书经新义》。
其中以《周官新义》最为重要，是王安石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。
三经新义在编成仅仅一个月后，就被宋神宗颁赐给宗室、太学及诸州府学，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。
为此，哪怕是王安石本人变法失败了，但当章惇、曾布等人复起后，却依旧有大批的新人可用，直到蔡京等人把“新法新党”的招牌给砸碎，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奸党。
而随着靖康之难的发生，赵宋南迁，社会风气与思想也随着社会主流一般，随之一起变的更偏向于保守，这也就给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生存土壤。
而作为理学老祖宗的朱熹，是怎么对三经新义评价的呢？
他的评价是：附会经义，以钳儒者之口。
现在大明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，有的人太多嘴了，需要让闭嘴。
而想让儒家的那些个夫子们将嘴闭上，恐怕那群人是真的宁换脑袋不换思想。
这个时候，就必须要用皇权对此进行诠释了。
“斗蛐蛐儿咯。”
午时的眼光照耀下，朱由校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。
文人这种生物，没有合适的理由是不能乱杀的，乱杀容易造成人心混乱。
现在南直隶闹的人心惶惶的东林逆党案，他也就只是挫骨扬灰了那创始的几个人，杀了些个教书先生，连叶向高这种曾经讲学，但却是朝廷高官的人都没动，而剩下的人更多的都是流放到了辽东，还是给了人一条生路。
根本原因还是朝廷高官，能致仕，能病逝，但不能砍头。
朝廷的体面还是要的，人心若是散了，这队伍就真的不好带了。
当皇帝晒太阳时，皇帝的圣旨也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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