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醒良犹豫一下，说道：“老板，我们的定价是不是偏高了，做一身旗袍不过只需十三四块，我建议推出定价低一点的款式。”
冼耀文淡淡一笑，“你说的是最普通的旗袍，那些好的、真丝的旗袍，一件还不是要几十元上百元，我们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，价格不能降，只能一步步往上涨，要是谁都能轻松买得起好运来，品牌也就完了。”
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，又指了指车间楼，“一旦没了品牌加成，我们凭什么跟其他制衣厂竞争？
只能依靠压低成本，从你身上，从办公室职员、车间女工的身上，先压工资，再压福利，然后延长每个人的上班时间，降低食堂的伙食标准，什么菜便宜就买什么菜，米也买最便宜的，粗粮、细粮掺着吃。
托儿所、医疗室、班车，这些既费钱又对生产没多大帮助的设施，也应该全部停掉。”
说着，冼耀文又指向托儿所外面的滑梯，“还在襁褓里就带到托儿所，上班时间跑过来喂奶，为了催奶，在食堂里一个劲吃荤菜，晚上带回去吃的饭菜也会偷偷多打一个人的量。
这些我全看在眼里，可我并不想为难大家，有些事情只要不是太过分，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。
但是中华制衣是工厂，不是善堂，我宽容并不代表我蠢，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，我们厂里的一切福利都要以利润为支撑，为了维持高福利，我们的核心产品必须追求高利润，薄利多销只能当成营销手段的补充，而不是主要手段。”
冼耀文拍了拍林醒良的肩膀，“消费者是上帝这一点，我们既要说，也要落实到做，但心里不用太当回事，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拿过来装到我们自己口袋里。
我们包括我，你，还有厂里的其他人，我们大家才是一家人，自己人，有福同享。
薄利多销是在保障我个人利益的基础上，牺牲厂里其他人的利益去讨好消费者，厂里赚多赚少跟大家的关系不大，大家能拿到的无非就是最基本的工资，福利就不要想了。
清末的一位大臣他塔拉·刚毅说过一句话：我家之产业，宁可以赠之于朋友，而必不畀诸家奴，也就是后来梁启超总结出来的那句‘宁与外邦，不予家奴’。
我觉得这种思想要不得……”
冼耀文故意顿了顿，摆了摆手，“算了，不多说，再往下说就是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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