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车间，被整体裁撤了。
拿着N+1的补偿金，李根失业了。
他才四十五岁，干了二十多年的流水线，除了拧螺丝和看管机器，什么都不会。他想再找工作，可招聘市场上的岗位，要么是需要高学历的工程师，要么是需要年轻体力的快递员。他一样都干不了。
和他情况类似的工友，还有很多。大家聚在一起，除了唉声叹气，就是抱怨。
“这叫什么事啊？我们为工厂干了一辈子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？”
“政府也不管管？就知道天天喊着产业升级，我们这些被‘升级’掉的人，谁来管？”
焦虑和不满的情绪，像野草一样疯长。终于，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，几百名被辞退的工人，自发地聚集到了市政府的门口，拉起了横幅。
“我们要工作！要吃饭！”
“机器人抢了我们的饭碗！”
李根也被人群裹挟着，站在队伍的前面。他看着庄严的市政府大楼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记得，几年前，他儿子从申城回京海，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他激动地给市政府写过感谢信。可现在，他自己却成了来这里上访的“问题群众”。
这场不大不小的群体性事件，很快就被媒体捕捉到了。
《技术进步的代价，由谁承担？》、《京海“机器换人”背后，万名产业工人的何去何从？》……一篇篇报道，迅速在网络上发酵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“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”的大讨论。
一些专家学者，开始公开批评京海的发展模式“过于激进”、“唯GDP论”，忽视了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。
一时间，苏哲和京海市政府，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市政府内部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。
分管社会保障的副市长，在市长办公会上，忧心忡忡地提议：“苏书记，我看‘机器换人’的步子，是不是可以先放缓一点？等我们把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解决了，再继续推。就业，是最大的民生啊！”
杨青却持不同意见：“产业升级，就像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现在好不容易抢到了窗口期，一旦慢下来，就可能被别人反超。阵痛是难免的，我们不能因噎废废食。”
会议室里，争论不休。
苏哲一直没有说话，他静静地听着。他知道，这不单单是京海的问题，这是整个国家在产业转型期，都必然会遇到的世纪难题。
回避，不是办法。压制，更不是。
散会后，他让林锐通知下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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