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，边界是模糊的。
没有森严的门禁，没有刷卡的闸机。
清北的校门敞开着，自行车、行人、偶尔驶过的212吉普，都在梧桐掩映的林荫道上来去自如。
教学楼和实验室自然要凭证出入，但草坪、食堂、图书馆阅览室，却弥漫着一种松散而自由的空气。
那是思想解冻初期特有的、带着点莽撞生机的开放。
当“邵维鼎将在清北大礼堂讲座两小时”的消息传开后，这种开放的校园生态，迎来了一场盛大的压力测试。
消息先是在清北校内炸开，随即以惊人的速度辐射整个海淀区。
不到半天，北邮、人大、北航、北理工……周边十几所高校的学生都知道了。
不少人饭盒一扔，蹬上自行车就往清华园赶。
消息传到已经毕业的人耳朵里，又激起另一层浪花。
刘震云刚在《燕京文学》发了篇小说，正窝在文联宿舍改稿子，传呼机就响了。
复过去，那头是王朔吊儿郎当的声音：
“震云，赶紧的，回你母校看热闹去。”
“什么热闹？”
“邵维鼎啊！港岛那个邵老板，下午在清北大礼堂开讲。冯裤子、叶京都在我这儿，就差你了。”
刘震云本想推脱，他手头稿子编辑催得紧。
但王朔那头已经不由分说：“别磨叽，我们骑车过去，二十分钟后你宿舍楼下见。”
电话挂了。
刘震云摇摇头，还是套上了外套。
毕业不到一年，他对清北有种微妙的疏离感，但王朔攒的局，他很少不去。
那家伙有种混不吝的魅力，总能把寻常事搅和得不寻常。
四个人四辆自行车，在午后阳光里蹬得飞快。
冯裤子跟在最后，军绿色的旧挎包斜挎在肩上，脸上挂着点儿混不吝的茫然。
他今年二十五了，当兵几年，退伍后在城建公司当工会干事，日子清闲得发慌。
艺术梦、爱情梦好像都搁浅在现实的沙滩上，只剩下一身还没褪净的痞气和越来越浓的迷惘。
他是经叶京介绍认识王朔的，跟着这帮“大院孩子”混，总觉得隔了层什么，却又贪恋那种鲜活的、不羁的气息。
“哎，我说，”冯裤子喘着气赶上并排的王朔，“这邵维鼎到底什么来头？至于这么大阵仗？”
王朔转头，一脸“你没救了”的表情：“冯裤子，你当兵真是当傻了。斯沃琪表知道吗？就我们手腕上戴的电子表。”
冯裤子下意识摸了摸手腕上那块廉价的电子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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