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斯科的相似性更多，毕竟他们都考虑到旧势力限制本国发展的这个问题，新首都更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改革和国家治理工作的开展。
而东非当初迁都就不存在考虑旧势力这个问题，因为奥斯曼帝国和苏联相当于“改朝换代”，而东非迁都前后，政府始终没有变化，只不过是换一个办公地点办公。
同时，苏联和奥斯曼帝国两国原本首都的安全性也确实太差，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都容易受到海洋方面的威胁，相比较之下，东非原首都，第一镇市虽然距离海岸线也不远，可终究有巴加莫约和达累斯萨拉姆作为屏障。
更别说东非周边没有强大国家能威胁东非的安全，而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距离其他国家都不算太远。
尤其是伊斯坦布尔，几乎和前线都没有太大区别，只要一发生战争，就很容易受到海陆两个方面的直接威胁，甚至被希腊和保加利亚兵临城下，而这个时候，奥斯曼帝国都来不及调动全国军事力量对伊斯坦布尔进行支援。
所以，迁都可以说是凯末尔改革的一个重要支点，许多重要政策都只有在正式迁都才能彻底展开实施。
如果继续待在伊斯坦布尔，那凯末尔政府恐怕连觉都睡不好，他们同时要面临内外部势力的压力，甚至是暗杀和叛乱问题。
……
1928年，注定是令人难忘的一年，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和苏联的巨大变革，这两个国家的改革，不仅仅对本国产生巨大影响，同时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动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而这一年，苏联和奥斯曼帝国推动五年计划实施，加上东非这个先例，以及后来三个国家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亮眼的表现，也让计划性经济，影响了未来许多国家在经济领域发展的决策。
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，君主制，资本主义制度，还有工党政权，犹如生物界趋同进化一般，都选择“五年计划”形式，三日当空，这堪称1928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奇观。
而苏联，奥斯曼帝国和东非三个国家，自东欧，到中东再到非洲大陆，在地图上刚好形成一条东北—西南走向的斜轴线，将整个世界分割开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