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赵阳和李燕的这桩婚事，李家当初就极力反对。
80年代上海小姑娘的择偶标准讲究“三高五员”，三高指的是：长得高，学历高，收入高；而五员则是：相貌像演员，收入像海员，身份是党员，身体运动员，在家服务员。
当然这只是坊间的玩笑话，但却依然能从中窥得当时上海婚恋市场的冰山一角。
赵阳虽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，外貌条件也非常不错，但他有一个彼时绝大部分上海女方家庭都难以接受的硬伤——父母早逝。
没有双亲，就代表没有帮衬，无法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上施以援手。
加之赵阳本就不是出生在大城市，老家县城那除了有一间根本不值钱的土房，就是一大堆“穷”亲戚。
就算他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进入了新华社工作，但这种体制内的岗位都面临着收入不高、晋升缓慢的缺点。
按照阿红的说法就是：别看赵阳乓乓响一个大记者，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三百天不着家，但其实还没上海一个普通卡车司机挣得多。
相反李燕的家境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，但比下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她的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职工，工资一般但福利待遇极佳。
在新康里弄堂绝大部分小楼都需要挤进四五户人家甚至更多的时候，李家就能独占一户，居住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渥的。
李燕和哥哥李国伟的童年可以说是衣食无忧，但两兄妹的成长经历却大相径庭。
一个品学兼优，成绩名列前茅，全国恢复高考后顺利考入人大，成为了弄堂里人尽皆知的“出息女儿”。
另一个则只能用平庸来形容，初中勉强毕业后就进入社会，在货运站、汽修厂当过多年学徒，但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若不是靠着父母的老关系在国营饭店当了个服务员，李国伟很难说有没有能力养活自己，更不要提娶妻生子的事情了。
相对丰厚的物质条件基础让这一家人的生活始终波澜不惊，所以很多价值观上的矛盾也在平和的日常中被悄然忽视。
随着李父李母的日渐年迈，随着泼辣计较的阿红嫁入家门，随着李燕为了赵阳执意要留在北京工作。
保持了很多年的平衡被骤然打破，争执与算计在这栋近百年历史的石库门小楼里愈演愈烈。
在如此背景下，赵阳作为毛脚女婿的第一次上门之旅显然不会顺利。
纵使已经按照习俗痛下血本准备好了上门“四大件”，也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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