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从左边的钱仲文、孙镜清、胡教授和苏白念，扫到右边的周专家和其他几位专家。
表情没有太大变化，但熟悉他的人，能从他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里，读出一丝重新找回节奏的从容。己方这边有周专家这样的权威提供学理上的支持，他之前关于程序问题的推诿就不再是单纯的自保，而是有了一定的学术和制度依据，压力在一瞬间减轻了不少。
刘长林注意到了郑国栋微妙的姿态变化，他立刻做出了配合的动作。
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，像是在认真记录周专家的发言要点，但写下的是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箭头。
然后他抬起头，用一种比之前更加严肃、更加公事公办的表情环顾了一圈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周老师讲得很全面，尤其是关于省局层级权限和原鉴定委员会复核程序这两点，确实是目前推进重新鉴定必须解决的前置条件。”
“我补充重要的一点。”刘长林拿着手里的笔晃了晃，“按照《文物藏品定级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正式鉴定结论的复核和修正，确实需要原鉴定单位的审批，这个权限不在市级局，需要逐级上报。”
“回头我先查一下当年的档案编号和备案情况，把该走的流程整理一个清单出来，做到心里有数。”
他的语气比周专家更温和，用词也更讲究，但核心意思是一样的——不是不支持，但程序上的障碍是客观存在的，不能视而不见。
这是一种比直接反对更有效的迂回策略——我不说不行，但我说要按规矩来，而规矩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、充满变数的过程。不过，比起之前纯粹的推诿，他现在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：他没有再提查档案需要时间、协调需要过程这些拖延战术，而是开始认真地考虑具体的步骤和前提条件。
这个转变虽小，但在明眼人看来，意味着他已经从“不想办”转向了“怎么办”。
孟成业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，手里的笔已经彻底停止了转动，被他稳稳地握在指间，像是一根终于找到了平衡的指挥棒。
他听完了周专家的发言，又听完了刘长林的补充，心里已经有了判断。
他没有急于表态，而是先看了看郑国栋的表情，又看了看陈阳的表情，确认了两边的底线在哪里之后，才不慌不忙地开口。语气还是那种孟成业式的、商量式的温和，但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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