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整理思绪，又像是在克制什么，“郑逸之先生是我的旧识，他老人家六十年代的鉴定意见，我是亲耳听他说过的。”
“当时关于唐寅的这幅画，他曾经在《大公报》发表过专门的文章，我也反复读过。当年确实对这幅画的真伪表示过怀疑，认为题跋的书法笔力软绵，缺乏唐寅的力度，印章也有细微的疑点。”
大厅里安静极了，几百人的呼吸声都放轻了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。他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胸前那枚小小的徽章在灯光下微微反光。他的手扶着拐杖，指节有些粗大，是老一辈学者常年伏案留下的痕迹。
“然而，”黄维国话锋一转，声音里多了一种推心置腹的坦诚，“我要说的是，郑老当年的鉴定，受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，并没有见到这幅画的全貌，也没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科技检测。”
“他本人也生前也曾多次对我说，书画鉴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，很难凭一篇文章就下定论。”
“他晚年时，曾多次重新审视自己早年的鉴定意见，对一些作品也修正过看法。他真正留下的鉴定定论，必须是有充分实物比对、有翔实文献支撑的。”
“我今天来，不是来否定郑老，而是想把我这些年研究的成果说出来，供各位参考。”
“学术是公器，真理越辩越明！”
黄维国说完，微微欠身，坐了下来。拄着拐杖的手微微用力，目光深远。他的话像是给沸腾的油锅里泼了一瓢水，却没有把火浇灭，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涟漪。
展厅里的议论声再次涌起，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，有人交头接耳。
“黄老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说郑逸之当年可能看错了？”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藏家皱着眉头，小声问旁边的人。
旁边一个胖乎乎的藏家摇了摇头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不是看错了，是条件所限。说白了，就是当年的鉴定不完整，不能作为定论。”
“黄老先生这是给陈阳留面子呢。”
“但他只说‘供各位参考’，没说结论，这不是模棱两可吗？”一个年轻的女藏家不解地问。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捋了捋胡须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黄维国这个人，一辈子谨慎，他从来不会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下结论。”
“那是，那可是黄老，今天能说这些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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