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干几年就走了！可小友还得在曹河公安系统里干一辈子！现在就把本地这些关系得罪死了，以后想抽身都抽不出来！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彭树德这番话，虽然自私，但赤裸裸地揭示了一种现实的“生存智慧”。方云英沉默了。她不得不承认，彭树德说的，是曹河县很多本地干部心里真实的想法。
今天下午，马定凯从省城打来电话“汇报工作”时，也委婉地提到了这件事，意思是希望方云英能跟儿子说说，在案子处理上“把握尺度”，“控制在可控范围”。现在看来，事情的发展，似乎已经有了些许失控的风险，各方的压力正在通过不同渠道，向他们这个家庭汇聚。
方云英内心挣扎着。一边是丈夫基于现实利益的强烈反对和对儿子的保护，一边是她内心深处对儿子靠真本事立身的期望，以及对县委当前重点工作某种程度上的认同。还有马定凯那隐含的暗示……
良久，她似乎妥协了，叹了口气，声音有些疲惫：“好吧。那……等小友明天回来，或者有空的时候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说说……。”
“何必等明天？”彭树德立刻道，“现在就打！这个事儿，已经有好几个人拐弯抹角找过我了！再不管，我告诉你，后悔都来不及！你不是不想干了吗？我无所谓，反正我是企业干部。可小友不一样，他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！在体制内想走得远，离不开众人抬轿！这个道理，你当常务副县长，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？”
方云英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伸手拿起了茶几上那部笨重的“大哥大”移动电话。她凭着记忆，先拨打了儿子彭小友在公安局单身宿舍的电话。
听筒里传来长长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声，响了七八声，一直无人接听，直到自动挂断。
“没人接。”方云英放下大哥大。
“打他办公室电话！”彭树德催促。
方云英看了他一眼，又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公室的号码。
同样，电话响了几声后，被接起，但传来的不是彭小友的声音，而是一个年轻干警的声音：“您好，经侦大队值班电话。”
“我找彭小友副大队长。”方云英说。
“哦，彭队啊？他不在办公室。下午出去之后就没回来。您是哪位？需要留个口信吗？”对方客气地问。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方云英挂断了电话，看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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