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就道路，同时，也有想着换秘书的想法。但既然他主动要汇报，我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我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，喝了一口水，说道：“来吧，说说吧。”
杨伯君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将今天工作的情况向我详细汇报。他的语气认真而专注，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十分清晰。我静静地听着，不时微微皱眉，思考着他所说的内容。听完后，我提问道：“意思是这两个老同学关系并不和睦吗？”杨伯君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敏锐的观察力，说道：“县长，俩人绝对不和睦。我能感受得到，这个沈常委好像是要收拾胡玉生。”
我接着问道：“收拾胡玉生，关键是最后收拾了没有？”
杨伯君回答道：“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只是现在我们的人数还是比较少，专业力量还是不足。没有审计局，也没有纪委和监察局的同志。县长，我还是想着调这两个部门的人员过去，把问题查清楚。”
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将石油公司的领导班子查个底朝天，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。我深知，在与省石油公司对接的时候，只有把县石油公司的资产查清楚，将各项工作梳理得井井有条，才能增加谈判的筹码。要想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，就必须清楚自己手中的底牌是什么。况且，胡玉生的父亲胡延坤还是县政协主席。在东洪县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，胡延坤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。如果将关系搞得太僵，我与胡延坤之间必定不好相处。我此时还没有转正，不能在这个关键时期把东洪县本土干部得罪一个遍。当下，我认为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要先把副县长刘超英推荐起来。如果刘超英能够任职，那么在东洪县我就有了一个坚定的盟友、政治上的同志，许多工作开展起来也会更加顺利。
我看着杨伯君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伯君啊，你既然是调查组的副组长，就应该准确领会县委县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定调。那就是，这次县石油公司划转到省石油公司的过程非常重要。在划转的时候，要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。你们过去很大一个职能，就是监督。第二个，债务的问题要理清。省属国有公司也是国家的公司，我们虽然身在东洪县，但是不能不替国家考虑。一些应该划转的，我们支持划转；一些不应当划转的债务，还有一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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